河殇（解说词）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象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象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拜占庭文化、北欧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 民族. “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 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自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入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 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本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特性。“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胜过天的赐福，而普遍误读的“人一定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试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分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分子。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当人们说到“知识分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分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分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分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分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有人把知识分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分子打击知识分子”。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

    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